客座总编辑付子堂：构建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

二，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社会依法管理与民众参与治理的有机统一。

法律既是主体利益协调的基础和最好的调节器，也是社会管理的基本标准。法治的精髓在于对公权力的规范和控制，即所谓“治吏不治民”；“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作为各行政主体而言，应该而且必须以法律作为行事的准则，这既是法治的内在需求，也是建设文明政治主体的基本依据。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民众也是社会管理的主体，而非社会管理的对象。这就要求国家和社会必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通过民主机制彰显差异化社会主体的平等参与性与利益共享性，有效地凝聚社会主体对公共治理的热情，使不同社会群体能够相互融入，提高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水平。

三，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民生法治导向性与管理主体多元化的有机统一。

当前，我国正在由政权建设转向社会建设，并着力于建构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民生法治，这就要求社会管理模式不断创新，以适应民生法治的需求，即社会管理模式创新要逐步转向建构以民生为理念、以法治为依托的新模式。社会管理不仅要政府主导、社会协同，还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实现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充分体现以人为本、服务优先的原则。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就在于能够发挥差异化社会主体的主体性地位，推动公众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社会管理，通过法律保障民众的权利，实现社会管理的长效化。

四，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利益诉求渠道畅通与各种社会矛盾化解的有机统一。

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和利益诉求多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利益表达机制的畅通是动态掌握社会民生的基本方式，也是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的基础。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要求完善人民群众的诉求表达机制，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马克思早就指出：“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一方面，法治可以为不同阶层的利益表达和实现提供必要的制度空间，另一方面，法治通过制度、程序的设置，将这种利益表达和实现控制在社会秩序稳定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在这一过程中，特别是要重视网络舆论。在互联网时代，管理的方式发生变化。变则通，通则久。

五，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社会维稳和公民维权的有机统一。

既能维稳也能维权，通过法治来解决各种矛盾，实现社会管理创新，是必然的发展方向。所谓法治，其核心就在于通过权利、义务的规则化配置，通过宪法和一系列法律法规等规定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权利，包括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程序、方式、方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列宁说：“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只有通过宪法确立民主法治，才能彰显人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当然，法治也并非是社会管理的唯一模式。法治并非十全十美，也有其固有的缺陷。但是，与其他的管理方式相比，法治是透明度最高、社会成本最低，最容易让人接受的方式。法治也是解决执政正当性的一个有力论证。只有通过法治化的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才能确保公民权利的实现与公共利益的和谐，才能形成社会管理的长效机制。目前中国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主要任务，是根据世界格局变化的大势，从本国实际发展情况出发，进一步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落实到社会管理的各领域、全过程，最终实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有序、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个人权利与自由得到公平保障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本文观点系作者负责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10AFX001）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06JJD8200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