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直接税”创办人“贪污案”

厄运突降
    可以说，当危险像蛇一样悄悄逼近高秉坊身边的时候，他完全低估了自己将面临的处境艰难的程度。后来这个叫高秉坊的人回忆说，他清楚地记得那是１９４５年２月３日下午，当时他正坐在税署自己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财政部视察室主任张子奇突然走了进来。一看他的脸色，高秉坊已意识到了什么。果然，张子奇站定后，对高秉坊说：“军委已下令对你撤职查办。”对这样的消息，高秉坊并不觉得意外，让他不解的是，作为一名文职人员，即使他犯下“贪污罪”，也不应由军委处分。
    “不去管它了，在正式接到命令之前，我还办我的公。”高秉坊自言自语地说。
    说归说，但高秉坊后来想来想去还是感到很冤枉，他对自己说：“我为什么要被动等待，而不争取主动呢。”第二天是星期天，他实在憋不住，就径直去找了财政部次长鲁佩璋。鲁佩璋告诉他，他的案子已经惊动了蒋介石，“委员长”已专门发下电令，令财政部长俞鸿钧遵办。此时俞部长正患病在家，为进一步了解情况，高秉坊便以探病为由，直接去了俞部长寓所。到了那里，此前所传的一切，果然从俞部长嘴里得到了证实。俞鸿钧对高秉坊的印象似乎还不错，也许他也认为定高秉坊犯有贪污罪证据不足。可他实在也是无能为力，所以寒暄过后，高秉坊问起关于自己的事，俞鸿钧叹息一声，说：“上面确实已有令下，我也批了遵办，嘱先令撤职交法院查办，并令所属各直接税分局有关负责人员，无论是否已离职，查明有事一并严惩。”话说到这份儿上，高秉坊顿时委顿下来。临别，俞从病床上伸出手和高握了一下，叹道：“真是对不起。”神色话语间，流露出万般无奈。
    翌晨，高秉坊正式接到了通知，让他立即将一切工作进行移交，然后回家等候传讯。高秉坊屈指算了下，从他1937年7月1日被任命为直接税筹备主任至今，为直接税整整工作了八年七个月零四天。
 

与陈果夫结怨
    高秉坊究竟怎么犯了“贪污罪”，以至惊动了蒋介石呢？
    要说清楚其中的始末，这就牵涉到了另一个重要人物，他便是旧中国赫赫有名的“四大家族”之一的孔门顶尖人物孔祥熙。
    高秉坊系山东博山人，在南京金陵大学林科毕业后，经人介绍与孔祥熙相识，并在他手下做事。高秉坊为人憨直，办事干练，且敢于负责，因此深得孔祥熙的赏识和信赖，后来孔祥熙任国民政府工商部部长（后改为实业部）时，委任高秉坊为总务处处长，掌管全部事务，以至当时有人称高秉坊为孔祥熙的“灵魂”。孔祥熙后来从实业部卸职时，身为总务处长的高秉坊居然也以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为孔祥熙办理移交手续。此事惹得孔祥熙很不快。此时一些对高颇有成见的人趁机向孔搬弄是非，孔、高之间因此有了隔阂。后来孔祥熙继宋子文为中央银行总裁兼财政部部长后，自然就冷落了高秉坊，不让他参与机要。直到过去好长时间，才让高秉坊担任了财政部赋税司司长。财政部赋税司管理全国赋税，当时全国虽号称统一，但对田赋及地方财政仍是各省为政，财政部根本无法过问，赋税司在财政部，可说是个冷清衙门。喜欢干实事的高秉坊尽管心里不愿，但也只得去坐这个冷板凳。
    高秉坊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甘于寂寞，百无聊赖地打发时间。在冷清衙门的冷板凳上坐了一段日子，针对眼下的地方财政诸般弊端，他决定发起筹备一次全国财政会议，以整顿地方财政。
    说干就干，不久后，高秉坊居然将各省财政厅长以及有关人员召集到京，颇具声势地召开了一次大会。为开辟税源，高秉坊决定筹办所得税，进而又开办直接税。仅几天过去，高秉坊就由寂寞的赋税司司长，成为了所得税处处长、直接税处处长及署长，成为了一个开创中国新税务的新闻人物。
    为了适应新的税务工作，高秉坊倡导“新税新人新精神”，本着培养新人的目的，陆续开办了几期税训班。只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当他为此忙得不亦乐乎时，早有几十双不怀好意的眼睛在盯着他了，那些居心叵测的人后来终于对他“看”出了名堂，说他“私结党徒”。
    一个可怕的罪名就这样首先逼近了高秉坊。而将这样的罪名“看”出来的人也有一个归类，那就是当时在政治上把持一切的ＣＣ系，其首脑便是大名鼎鼎的陈果夫。高秉坊的感觉应该说本也没有错，他确实没有犯什么案子，他所做的一切都有案可稽，有证可查。但他此时又怎么会想到，在孔、陈两大家族争夺财权的斗争中，他采用的税训班考试用人制度得罪了陈果夫。在陈果夫眼里，高秉坊毕竟曾经是，也许现在仍然是孔祥熙的“灵魂”。陈果夫在当时国民党中央以中央政治大学为ＣＣ系的干部培养所，把持着政治大计，不但ＣＣ的嫡系要由此出身，就是高考及格人员，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后，也须再到中央政治大学的研究部受半年的复训，合格后才确认系“自己人”。现在高秉坊另外搞出个税训班，不是分明和陈果夫分庭抗礼吗？陈果夫自然是无法容忍的。
    于是陈果夫就向孔祥熙提出，希望高秉坊打消开办税训班的计划，他那里如果需要用人，可由中央政治大学推荐，他的税训班也可由中央政治大学代办。
    孔祥熙当然明白陈果夫的用意，由于此时他和高秉坊已有隔阂，再说他也不想与陈果夫结怨太深，所以也乐得顺水推舟，表示此事他可以向高秉坊打招呼，另外也请陈果夫直接将意见告诉高秉坊。
    但是陈果夫却在高秉坊面前碰了钉子，高秉坊坚持要按自己的计划办。陈果夫由此与高秉坊结怨。
    平心而论，高确实没有想与陈分庭抗礼的想法，而且他自知也不可能和陈果夫分庭抗礼，为此他还建议孔祥熙向最高当局提请派遣当时担任全国学生军训的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兼任税训班训育主任，此举不久后得到落实。
    桂永清是黄埔系的主要骨干，他不买ＣＣ的账，很乐意出任税训班训育主任。在税训班初期没有场地时，他还慷慨地让出他的孝陵卫总队部的一个课堂和一间营房，借给税训班。对此，心存不满的陈果夫也将这笔账记在了高秉坊身上。所以在高如愿以偿的同时，他已深深得罪了陈果夫。再说早在１９４２年决定的，将各省市所办的营业税合并于直接税统一征收，当时亦由高秉坊负责接管。其时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派人和高秉坊商量，能否保留四川省营业税务分局的六个分局长，因为他们分别承担着中统的任务。偏偏高秉坊是个秉性率直的人，对此要求，他直言道：“直接税税务人员须有一定的资历，合格的可以留用，不合格的就无法通融。一个税务机关工作人员，不能分担另一个不同机关的任务，而且人员也是要经常调动的，不能固定在一个职务上和一个地方。”后来接管以后，那六个局长中，结果有五个不合格，都被撤换掉了，留下的一个分局长亦由江津调到永川。全国营业税人员经审核调训，前后裁汰共８００余人，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有“政大”的人，所以高秉坊得罪陈果夫已远非始自今日。ＣＣ系认为高秉坊如今简直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对他已是恨之入骨。
    就这样，陈果夫利用ＣＣ系掌握的中统特务，捏造假证据，诬陷高犯有“贪污罪”，并伺机又向蒋介石进谗，诬称高秉坊有图谋不轨的用心。
    不久后，蒋介石就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用代电形式向财政部发文——
    财政部俞部长：据报，该部于二十九年举办货运登记，预收一丙保证金，商人为避免纳税手续之烦苛，其依限清理税款者，为数寥寥。该项保证金全国每年所收甚巨，迄未存入国家银行。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与各地分局串通舞弊，类多藉词挪垫，移以经商等情。经饬审计部彻查该署及各分局，此项保证金收支账目，究竟有无弊混，以凭核办理方知……
    此份代电是按密件送达财政部部长俞鸿钧手中的。看到文中“据报”这样的用词，俞鸿钧在心里说，这不是捕风捉影吗！但因为是“委员长”发令，俞鸿钧岂敢有违，所以高秉坊那天来探望他时，俞尽管心存疑惑，但又不便明说，只能一脸无奈地宽慰高秉坊几句。
    高秉坊撤职后，他的案件即由重庆实验地方法院查办。获知一些此中内情的人们未免要发议论，所以很快整个山城传得满城风雨，大家颇有点为高秉坊打抱不平。
    这边厢没人敢向高层为高秉坊申述实情，那边厢有人继续向“委员长”诬陷高秉坊。于是，重庆法院的调查尚未展开，“委员长”续发的代电又飞至俞部长手上，和上一份代电稍有不同的是，这份代电着重点明“高秉坊贪污渎职”；其中共列出四大罪状：一、跋扈。二、舞弊。三、营商。四、榨取。
    当时已有闻知这份续发代电内容的人士，意识到了续发代电的荒唐。如续发代电称高秉坊私自训练税务人员，实际情况是经过呈准始行招生的。其他如税票回印，勒令捐献，任意赏赐等等，均有不实。以致后来法院在处理此案时，为了顾及司法的颜面，只得闭口不提那份出自“委员长”名下，漏洞百出的续发代电。
    高秉坊信奉“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古训，所以对面临的凶险估计得远远不足。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当他呆在家里过了一些日子，甚至眼看春节都过了，法院还没来传他时，他倒有点不耐烦了，他急于想早点弄清事实。殊不知这样一来，反而加速他走向ＣＣ系为他挖下的大陷阱。
    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５日中午，高秉坊家来了几位亲友，寒暄过后，高秉坊实在坐不住，便对妻子说：“你陪陪客人吧，我去一下法院问问情况，很快就回来的。”看到妻子担忧的眼神，高秉坊还强自镇定地安慰了她一句，“放心吧，我会没事的。”
    高秉坊估计错了，他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就此便失去了人身自由。检察官于凤波向“自投罗网”的高秉坊简单询问了几句后，即叫来法警将他带到看守所关押起来。显然，高秉坊对当时的司法腐败还认识不清，更不知其时司法行政部门及法院都为ＣＣ系所操纵，司法早已失去其独立精神。
    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其所有成员必定都沆瀣一气。当时的重庆地方法院院长查良鉴即是一个例外。有人猜想，高秉坊得以在家里过春节，或许正是查院长对他的“照顾”。现在春节已过，高秉坊既然“自投罗网”，再让他回去，上面知道了，难免会牵累地方法院。但对高秉坊一案，查院长和俞部长一样，心里也不是没有一点看法和怀疑。所以当ＣＣ系得知高已到案，并已被押进看守所后，便四处活动，频频暗示查良鉴必须判处高秉坊死刑。
    作为一位英美系的法学专家，查良鉴尽管与ＣＣ也有渊源，但在他身上也不乏正义感。查院长认定高秉坊罪不当死。于是他就以各种理由，拖延高秉坊一案的审理进度。
    与此同时，高秉坊妻子也曾请山东省乡老丁惟汾先生和湖南省乡老程潜先生出面为丈夫争取取保候审，但没有获准。毕竟高秉坊一案已惊动了蒋介石，谁也不敢提着脑袋轻率从事。
 

成为囚徒
    高秉坊一案于１９４５年５月５日进行公开审讯，地方法院推事李懋宣任审判长。但没有原告。旁听者除了一些记者外，还有社会贤达如沈钧儒等人。整个审判完全歪曲事实。几轮审讯过后，于６月３０日进行判决，宣判那天，庭内戒备森严，高秉坊的所有亲友均被告知不得入内。宣判前，高秉坊接受法警当庭搜身，接着，李懋宣起身，声音琅琅地宣读判决书：“高秉坊连续意图得利，截留公款。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初审判决后，社会舆论大哗，丁惟汾等人与吴蕴初、李浊尘等１９名社会贤达，出于义愤，相继具呈最高法院，要求保障人权；俞鸿钧亦认为诬控的伪证与事实不符，遂根据财政部的调查，汇成２１条内容，呈请蒋介石饬最高法院慎重处理。
    由于各方呼吁及迫于社会舆论压力，最高法院不得不于８月１７日撤销原案判决，发还重庆地方实验法院重审。重审审判长由法院推事李坚夫担任，李审判长已知事情原委，他很想取“中庸之道”——既不有悖人道，又不致有违上级意图，所以打算给高秉坊判个７至１５年有期徒刑。后来由于ＣＣ系很快给了他压力，遂于１９４６年１月２９日作出判决：“高秉坊连续对于主管事务直接图利，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其余部分无罪。”
    高秉坊不服此判决，依法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受理后，维持重庆法院原判。至此，高秉坊终于仰天长叹。后来他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道出了自己当时的心情——
    余案在法院拖延年余，由于目睹身受，始认识到国民党政治的恶劣内情，已达极点。所谓三权独立的司法一门，同样是黑暗腐朽，贪赃枉法的渊薮，并几已形成为ＣＣ系陷害异己的工具。对仇敌操纵的机器，存有任何几许之望，再与抗争，无异与虎谋皮；且久系囹圄，精疲力竭。同时已仿佛听到人民给这个万恶政权敲起来的丧钟之声，并且相信是非自在人心，不久自有大白之日。遂决意放弃再诉的声请，忍辱入狱。
    关于高秉坊入狱后的情况，除了他本人的日记外，后来一些新闻媒介也纷纷作了披露，１９４９年６月间，《中央日报》、《国民公报》更是多次对他进行了采访。其中６月２０日《国民日报》发表的记者田茂德的《访高秉坊》一文写道——
    年已６４岁的前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１９４５年因保证金案，被判无期徒刑入狱。记者没有进监时，先看到贴在墙上他手书对联一副：“世乱年荒何为乐土；人间地狱反是天堂。”横额是“自求多福”。短短二十个字，把花甲老翁的心情，完全表露。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安详地坐在教诲室看书，戴上眼镜，比起当年出庭受审时，显得苍老，但精神仍多健旺。房子里除了足够供阅的书报外，两边壁上还贴着国父和林肯的照片，与教化囚犯的科目表件。很多的囚犯都直接因他不断的教导而受到感化。生病的囚犯，每多得到他捐来的医药救助。而他在向记者谈话时，则仍关切到囚犯们营养的不良。对于几年来的狱中生活，他说多读了几年书。很多同业要他谈自己生活的感想，他回答了一个“静”字。
    高秉坊既有此心境和处世哲学，他在此间的为人称道也就不足为怪了。１９４８年９月间，重庆监狱典狱长石济时向上级为高秉坊请奖获准即是一个例证。一年过后，重庆监狱有部分政治犯移送中美合作所，有ＣＣ分子曾想将高秉坊弄去那里，可是遭到了法院的抵制，高秉坊能躲过此劫，一方面可能缘于有人对他蒙冤入狱的同情，另一方面也得之于他平日的善以待人。
    此时解放军解放四川的隆隆炮声已越来越逼近重庆了。国民党政府崩溃在即。在一些关心高案人士的努力奔走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终于获准重庆监狱呈请，高秉坊遂于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５日出狱。
 

走向新生
    噩梦过后，迎来的是满天霞光。１９５０年７月的一天，容光焕发的高秉坊踏着如年轻人一般轻快的脚步，来到中南区驻武汉的中南税务管理局工作。就在高到职后不久，他拿到了该局所编内部公报《中南税务》第一卷创刊号。翻开第一页，一段文字蓦地跳入高秉坊的视线——
    高秉坊先生系中国直接税创办人，提倡新税新人新精神而遭国民党反动派陷害，直到解放始行出狱，退居湘省。此次受中南财委特聘，于七月一日来本局襄办税政。
读罢这段文字，高秉坊顿时热泪盈眶，半晌，他才用因激动而抖颤的话语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乃共产党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