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游街更可怕的

    某报一版刊登过一幅新闻照片：一名成年男子上身贴满小广告，被身穿制服的市容管理人员押着游街示众。这是一幅让人震颤的照片。只有“文革”时期才会有人假借革命的名义，以这种方式践踏人的尊严。
    被示众者因在市中心广场的路灯杆上贴小广告而被现场逮住。说老实话，在城市乱贴小广告确实是令人讨厌的行为，应该予以坚决处治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是多大的罪孽，似乎于法无据，倒是对其施行强制游街示众这一招的人，显然是违法的。因为即使是经法定审判的罪犯，也享有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
    刑当其罪，罚当其损；根据该市市容管理条例，可对贴小广告者处以50～500元罚款，照此办理，不失为一种依法管理行为。由于他“既无身份证，又拿不出罚款”，就对其进行处罚性游街，这样的逻辑也照样偏离了法治的轨道。因为在所有的法典中，找不出“游街示众”的条款。
    一个五尺汉子的人格尊严，就这样被践踏了。一个城市依法治市的形象，由此染上了一个污点。我们应该同情人格被践踏者，为极其离谱的执法行为而义愤，但我们似乎更该关注这一事件过程中的社会心态。从普遍的社会心态中，我们才能弄清事件产生的根源，才能知道类似的事件有无重演的可能。
    这幅新闻照片的说明，称“对这种处罚，围观市民议论纷纷”。“议论”的内容不得而知，但照片传达的信息是明白无误的：游街示众既无阻拦，也无抗争，让管理者搞得堂而皇之，极其顺利——
    被示众者垂头丧气，一种自认倒霉的顺从，没有一点反抗迹象，可以说这是一种愿意认错的老实态度，但这种老实又恰好证明他是一个法盲。不然，一个成年男性对这种难以忍受的当众羞辱，怎么可能逆来顺受？
    管理者一脸肃然，他们一定自以为是法律的捍卫者，把对他人的违法侵害视作正义的执法，所以心安理得之状一目了然。这种心安理得，使他们毫不在乎他们所谓执法的依据，可以推知，只要他们认为“正义”在握，就敢做任何有悖法律的事。
    看得出，这一违法事件获得了当时当地社会舆论某种程度的“默许”：要么是认为示众者是罪有应得；要么是虽不以为然，却不愿站在管理部门的对立面，为一个被侮辱的弱者说几句公道话，更不会以一种清醒、自觉的法治意识，义无反顾地斥责、制止这一违法事件。
    于是，一个合法公民的人格尊严，就这样被轻易地撕碎，弃如敝屣；而且还可由此推知，只要这三种因素——被侵害者的麻木不仁，管理者自以为是的执法犯法，舆论的冷漠旁观——集合于一定的时空之下，类似的悲剧就不可避免。所以，比游街事件更可怕的，就是这三种因素的集合。这三种因素集合的法治环境若无彻底的改善，今天的被虐者是一个乡下人，明天的受害者可能是我们中的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