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检察风云>> 阅读欣赏>> 读书

俞云波《宇下草野烟云路--一位追梦归侨的自述》新作问世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致公党上海市委原主委俞云波的新著《宇下草野烟云路——一位追梦归侨的自述》新作问世,备受瞩目。《宇下草野烟云路》出版座谈会由市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致公党市委、市侨联、市人民出版社等主办,于8月26日下午在市政协江海厅举行。市政协老领导王力平、蒋以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旭等与会并畅谈体会,市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丁志坚主持会议。

《宇下草野烟云路》

  几年前,当俞云波的那些如雷贯耳般头衔前全部冠以“原”字后,一部渗透着强烈个人生命和历史感的自传便悄悄地生发了。深邃的思考、深沉的叙述,仿佛将我们带回他那绵绵追梦路。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阅后不无感叹:假如时光倒流,俞云波一定会是一位好作家。

俞云波同志

追梦北归 无怨无悔

  为什么会用《宇下草野烟云路》书名?俞云波坦言,“宇下草野”出自东汉杰出思想家王充的名句,自己“北归”而来,“烟云路”正是自己“上下求索”的追梦写照。

  “我的祖母出生在菲律宾大吕宋尼马拉。我的双亲长眠印尼三宝垅,从他们的墓茔往北望可遥见当年郑和船队抛锚登陆地。”

  “我的同胞姐妹、弟弟们和我们所有的子孙后人共八十多人,分别侨居亚洲、大洋洲和北美各国或地区。最小的已经是第七代华侨、华人。”

  俞云波娓娓道来。1936年,母亲带着身孕回到祖籍地福州的东南福清湾,俞云波就在那里呱呱落地。之后,在襁褓中的俞云波又被母亲带到了荷属东印度(独立后改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和父亲团聚,在“椰风蕉雨”留下了翡翠斑斓的童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日军登陆荷属东印度苏门答腊巨港。俞所在学校被迫关门,他只能在家庭私塾学习。入侵日寇的跋扈、印尼独立的纷争,在他幼小的心灵烙上对祖国民主强盛的希冀。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俞云波也自觉参与到捐献飞机大炮的募捐行列中。每天一下课,他就背着募捐箱去街头募款。当他知道志愿军在朝鲜战场饱受“疟疾”之困,而国内治疟药奇缺,心急火燎,和泗水联中学生自治会的进步学生一起,又一次背起募款箱游走于大街小巷。此时,恰逢母亲要带他和弟弟妹妹们回国,他买的是和携带“金鸡纳霜”回国的老师、高年级同学同一艘船的船票。客轮途经新加坡、香港,一路颠簸、一路盘查,但他沉着应对,母亲和小孩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终于将良药如数带回捐交政府。

  回归故里,俞云波以优异成绩被直荐中国人民大学后,四年的大学生涯正值“三面红旗”浮夸泛滥,担任了校学生自治会宣传部副部长的他,既有参加五一、国庆大型阅兵列队的自豪,也有挥锹十三陵水库的辛劳,而更多的则是“被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搅得天昏地暗,‘反右斗争’‘交心运动’‘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机会主义’接踵而至”。“不管你自觉或者不自觉,情愿或者不情愿,都被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旋风卷进去。”他曾经迷惑、彷徨……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至山西团校工作。在晋汾岁月,他作为“四清工作组”成员三上太行山;“文革”中,他曾被派到铅字车间劳动改造,捡拾铅字排版《毛主席语录》,战战兢兢,生怕出错;他还被发配去雁门关“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下过农田,养过马。那些记忆,虽然沉重,但俞云波并不后悔“北归”初衷。被他称为最“美好年华”的记忆是,他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可是,家庭出身又成了他进步的绊脚石,从此“入党”音讯全无。俞云波深沉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尽管受尽磨难,依然无怨无悔为祖国不断作出贡献。” 

  结缘致公 圆梦沪海

  俞云波说,父亲给我取名“云波”,即希望我“云随潮来、波涌天去”。他很欣赏“云随潮来”。“云随潮来”意味着“随遇而安”而不“随波逐流”,他更憧憬“波涌天去”的那种气势。性格开放的俞云波,做人坦诚真实,思维不落窠臼。

  1974年,俞云波从山西调上海复旦大学,在国政系执鞭,教授“比较西方政治制度”。当时,“浩劫”尚未结束,国内很少有人敢涉足这个领域,更少轻易涉及“比较政治”这一敏感专题。可是,俞云波深信:“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我深信摆脱封建残余和资本崇拜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路不论如何漫长和艰难,终将实现。”他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来阐述他的观点和认识。每一次他的授课观点清新、不落俗套,大教室座无虚席。由他执笔的《意大利共产党与意大利政局》《两霸在地中海的争夺》,被《人民日报》国际部“内刊”刊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新上任的上海侨联主席董寅初到复旦召开归侨座谈会时,俞云波的经历和学识立即被董老慧眼所识,从此结缘致公党。董老不仅推荐俞云波加入致公党,还自荐当了介绍人,两位相差整整二十岁的“侨友”,开始了30年从相识到相知之缘,这已成为致公党内一段佳话。

  加入致公党后,俞云波以他对西方政治制度的长期研究,以独特视角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他撰写多篇纪念文论,其中《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入编复旦出版社《论清末明初中国社会》文集;《美洲致公堂与辛亥革命》,入选人民出版社《辛亥革命与华侨》,并被《光明日报》刊登;《海外洪门述略》,入选学林出版社出版。1985年秋,俞云波成为致公党上海市委的驻会副主委。在上海致公党市委重建阶段,他与时任主委的董寅初挤在狭窄的办公室,将两张办公桌对拼而席,成为董老的得力助手。

  对致公党的重建和发展,俞云波见识独到。他发现现有组织架构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工作存在重复交叉,难免让他们无所适从,大胆提出自己独特思路。他认为,致公党的工作思路可另辟蹊径,重点放在政府部门和其他党派团体无暇顾及的华人、华侨,即尚未建交的那些国家。实践证明,这一“拾遗补缺”之举,为更广泛地团结华人、华侨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9年夏天,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恰逢此时,应全国政协邀请,台湾“中国民主和统一访问团”一行如期来访,俞云波被要求参与全程接待并主持座谈会。团长费希平是台湾资深立法委员、民进党创始元老之一,后视民进党台独倾向日益严重又宣布脱党。代表团成员由在野小党组成,政治态度迥异。在与民主党派座谈时,来访团成员突然发问:“小党派经常被嘲讽为政治花瓶,大陆朋友怎么看?”对这似有火药味的提问,俞云波从容应对,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作为多党制国家,约四十年间换了四十七届政府为例予以回敬说:“正因为天民党团结了小党,取得了议会稳定多数,政局才稳定。另一个大党见势也不讲小党是政治花瓶,而是也去拉拢小党以东山再起上台执政。”最后他慷慨陈词:“在民族、宗教信仰多元的大国搞政党合作或统一战线是一种政治文明的表现,是政治上的大智慧,对政局稳定自有好处,比起一党独大或一党专政是很大的进步。”会后,费希平不得不说,“俞先生对西方政治制度很有见地”。

  既不人云亦云,又保持理性睿智,这就是俞云波的风格。随着他在政治舞台地位的提升,他的这种风格更加鲜明。

  诤言诤谏 肝胆相照

  1990年,俞云波开始担任上海市检察院的“特约检察员”,一年后正式调任上海人民检察院担任副检察长,俞云波说:我再一次“云随潮来,波涌天去”。开始,俞云波以为是“政治安排”,结果远非如此。侵权、渎职检察,税务检察,民事行政检察等三个重要部门都归俞云波分管。

  尽管如此,他这个我国“第一位党外大检察官”备受关注,境内外记者在“两会”最爱问的是“是否有职有权”,俞云波用事实回答了他们。

  比如,他分管的侵权、渎职检察,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渎职罪,行内人很清楚其难度和复杂程度。很长一段时间,只要“钱没有进自己的口袋”,国家干部因为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即便给人民生命或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明明已经触犯国家有关刑事法律却只轻轻一句“没有经验、交了学费”,就继续重用,最多也就是调动工作。对此现象,到任后的俞云波大胆“叫板”了。一个副局级南下干部被市院法纪处立案。这位老干部从行政岗位退下后在国有钢铁企业将价值两千万元钢材赊售给一个私人企业,结果此人潜逃,公安以诈骗罪立案缉捕……老干部找市委老领导告状:“一个民主党派检察长在胡搞,不去抓诈骗犯却想抓我!”检察长让俞直接向市委领导汇报。俞云波言词凿凿:“这位干部作为玩忽职守罪的疑犯,主体明确,他受国家委托管理国家财产,而且有国家干部身份,玩忽职守罪的构件清楚明白。他根本没有了解对方资信和偿付能力,仅因对方答应安排自己子女工作,就利用职权把货物给了诈骗疑犯,使国家财产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

  俞云波认为,西方有人给检察官贯以“孤独者”的雅号,这是因为对检察官公平公正、铁面无私、严守纪律、守口如瓶的职业要求,作为“党外检察官”更应如此。自1985年起,俞云波登上人民政协舞台,先后担任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委员,第九、十届常委以及第十届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第十、十一届副主席。

  在人民政协二十四年,俞云波凭借自己的理论底蕴,对发挥人民政协在我国政治制度中重要作用始终不渝,坚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敢于诤言诤谏。2004年,在全国政协会议的联组会上,他当着中央主要领导的面,对社会的造假之风予以猛烈抨击。他指出,当前造假乱象不仅泛滥于经济领域,而且蔓延至政治和司法领域,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又可以不承担责任是另类腐败。他呼吁:凡地方领导谎报政绩,讲了假话给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造成重大伤害的除承担应有的政治责任外,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他的发言,反响强烈,旋即被大会秘书处安排参加大会发言。他在大会发言的铿锵话音刚落,会场想起阵阵掌声。上海报刊在扉页上以“精彩的八分钟”为题发表社评。四年后的2008年,还有媒体人在上海报端旧事重提,指出:“那是一次厚积薄发的诤言诤谏,至今仍余音绕梁”。 有一阵子,上海市领导热衷于组织唱“红歌”,对领导这种“似乎不这样就不足表示自己如何重视文化”现象,俞云波表示了不同看法。在一次会议上,他当着主要领导的面摆起了龙门阵,他说:“文化是一个外延十分拓展、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唱歌跳舞只不过是最表层的‘形态文化’,又叫行为文化;其次是物态文化,如长城等;再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一个最深层次是心理文化,也叫精神文化,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上海城市精神等都属于这一类。”数天后,市委领导在康平路约谈俞云波。俞云波说,我向领导直陈如何加强上海文化软实力的建设,领导表示赞成。

  对于上海的保障房建设,俞云波更是大胆建言。一次,在上海市长办公会议上,俞云波对上海的廉租房政策提出不同意见,他直言不讳:上海投入保障房的重点应放在廉租房上,而不是经济适用房。理由是:国家财政的投入首先应该惠及买不起房的最底层而不是买得起房的“夹心层”。经济适用房有产权,而产权可以继承,不仅惠及这一代,还惠及后代。后代我们现有的财政管得了吗,有必要管吗?经济适用房的出现使房产价出现“双轨”,很容易为损公谋私者所利用,滋生腐败,事例已经不少。令人欣慰的是,从2012年起,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开始调整,改称共有产权房,对转卖、继承有所限制。俞认为,不公平的实质还存在,剩下那部分个人产权还可继承。

  俞云波说:自小经常被教育,要把国家兴衰、民族荣辱置于“倚天齐”一般至高无上的地位。自1952年追梦北归,六十二年一挥间。他感言“我的梦平凡简单,只求对故国家园有所作为,做我能做的事,并力求做好。庆幸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这就是一位归侨追梦者发自肺腑的心声。


作者:戴洪英 来源:选自2014年八月刊《浦江纵横》 发布时间:2014年08月27日

■本刊已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中国数字化期刊群》、《龙源期刊网》、《汉王书城》收录,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已随本刊稿酬一起给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 ■本刊反对一稿多投,凡属一稿多投者,一经发现,将停发稿酬。本网所有文章、图片若需转载必须注明来源,违者必究。 ■欢迎读者对本刊印刷、装订质量进行监督,凡发现本刊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21-64723180本刊发行部,本社将给予奖励并负责调换。 ■监督电话:021-61851212
  相关信息
没有相关内容